邓亚萍:中国企业当时不懂奥运 奥委会也没指望挣钱

来源:新京报 时间:2018-08-01 12:36: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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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运动员成功转型奥组委成员

从运动员成功转型奥组委成员

  邓亚萍,中国体育史上的标志性人物。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时,20岁的邓亚萍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陈述,那次失利让她至今谈起时仍会流泪。2001年北京再次申办奥运会,28岁的邓亚萍已是国际奥委会(IOC)运动员委员会委员,深谙个中游戏规则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,邓亚萍出任奥运村部副部长,成为近2万名运动员、教练、官员的“大管家”。

  对邓亚萍而言,北京奥运会让她完成了从台前到幕后的转变。十年再回首,邓亚萍说北京奥运会没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,“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,把能做的全做了。”

  邓委员 二次申办更了解游戏规则

  新京报: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办奥运会,你作为运动员代表上台陈述。对你来说,那次失利最大的打击是什么?

  邓亚萍:1993年,我刚刚20岁,当时作为惟一的运动员陈述代表。那会儿英语不行,陈述稿是背下来的。记得陈述前一晚上都没睡觉,一直在叨叨那几句话。还好咱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还好,上台后正常发挥了水平。

  我记得陈述结束后,5个候选城市的代表都在一个大厅里等着。最后宣布那一刻不是北京时,那种打击或者失败的感觉,绝不是因为我输了一场球,是我们一个国家和民族输了,特别特别难受。所有人听完后,默默起身回到酒店,大家没有话好讲,也没法彼此安慰。

  新京报:2001年北京再次申奥时,你已是国际奥委会(IOC)运动员委员会委员,这种身份和工作经验是否对申办有了更多帮助?

  邓亚萍:从自身经历说,那几年我经历了退役、读书、留学,以及在IOC参与工作。这个过程中,我对国际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,也看到了这个过程中国家的逐渐强大,包括我们做事更加成熟,更加跟国际接轨。

  我参与过1993年申办,也更多参与到了2001年申办。从我自身的体会来讲,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真的是更加了解一些游戏规则、一些玩法。如果我们在8年前是这种情况,没准那次就赢了。

  在第二次申办时,我们的整体做法非常开放,汲取了前一次的教训。大家的想法是努力努力再努力,保险保险再保险,当时一票一票是看得出来的。我们会用西方人善于理解的一种方式,善于接受的语言或故事,去告诉他们中国是什么样的。

  新京报:第二次申奥前后,你在英国读书,如何完成学业跟申奥工作间的平衡?

  邓亚萍:我1997年去清华大学读书,同时也去英国学习,两边来回跑。1999年底,接到北京奥申委的电话,通知我参与申奥工作,要利用一切场合告诉大家中国要申办了。

  2001年2月,IOC评估团开始评估5个候选城市。我的任务是参与整个评估团的接待工作,一直到最后在莫斯科的陈述。这段时间我在北京,需要我去做(IOC)委员工作时,我就飞走了,我记得最紧张的一次是3天往返洛杉矶。申办成功后,我的本科学业也结束了,继续回英国读硕士和博士。

  副村长 奥运村运营团队2.7万人

  新京报:你最初在奥组委市场部工作,之后转到奥运村部,岗位的变化带来哪些挑战?

  邓亚萍:市场开发就是筹款,虽然政府承诺承担一部分费用,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市场开发筹到一部分。坦率讲,中国的企业当时不大懂奥运,他们不觉得这事儿还能挣到钱,国际奥委会原来也没抱太大希望。虽然你们不看好,这事我们还是要做。跟奥组委其他部门相比,市场开发启动是比较早的,2003年年初就启动了,同年9月推出了整体的市场开发计划。

  我是2003年2月加入到市场开发部,参与到了最高级别合作伙伴的销售。做了一年多,差不多把最高层级的赞助商销售完,后来被国家体育总局调回,负责中国奥委会的市场开发。

  一直到了2007年,正式成立了奥运村部,我就过去了。奥运会的规律是这样的,随着时间临近,越临近越是实操,越前面越是Plan(计划)。

  新京报:让你转岗去奥运村,是因为你运动员期间住过奥运村吗?

  邓亚萍:大家也都知道奥运村的重要性,当时奥组委去国家体育总局找人,就找到我了。总局就决定把我派过去,做奥运村部副部长。总体来讲,这份工作咱还是熟悉的,也知道怎么去做。

  担任IOC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时,每一届奥运会我们都会去奥运村服务运动员。从1997年开始,我历经了悉尼、盐湖城、雅典和都灵4届夏、冬奥会。我们天天跟运动员打交道,征求他们的意见,环境相对是熟悉的。奥运会最大的核心价值是运动员,怎么把他们服务好,让他们赛出最好成绩,这就成功了。

  当然,如何去服务好这些运动员需要一个团队,毕竟住在奥运村的有16000人,这其中有10500名运动员,其他是教练、官员等。我们在2008年1月就组建了一个庞大的团队,涉及十几个相关部门,吃住行、安全保障,所有方面事无巨细。相比其他运营团队,奥运村部人数最多,加起来得有27000多人。当然,我们的服务也是最好的。整个奥运会期间,我们接待了69位全球各国的1号人物,没出任何差错,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。

  发言人 破例让记者进奥运村采访

  新京报:除了奥运村部副部长,你还有一个角色是奥运村新闻发言人。当时外媒对北京奥运会有一些看法,作为新闻发言人怎么去应对一些刁钻问题?

  邓亚萍:最尖锐的问题其实是在2001年申办时,那会儿质疑更多。7月13日前一天,各个申办城市都有一次发布会,那是巨大的挑战,出现一点纰漏都是不可逆的。我当时是新闻发布会6名成员之一,那种压力现在都记忆犹新。

  申办时,确实有一些运动员抵制,但也有很多运动员站出来支持北京,其中包括瓦尔德内尔。当天发布会上,一名瑞典记者把问题抛给我,怎么看瓦尔德内尔支持北京申奥,是不是你们买通了他?

  关于老瓦,我得说他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和地位,除了天赋,还因为他经常来中国训练。当时我才十一二岁,跟国家队在无锡集训,老瓦、佩尔森、盖亭他们就经常过来训练,对中国非常熟。

  当时回答这个问题时,我说瓦尔德内尔一定是看到了中国的进步,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,我相信他通过自己的眼睛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,他更愿意去支持北京。

  新京报:北京奥运会时,关于奥运村的新闻是怎么做的?

  邓亚萍:我记得北京奥运会的注册记者是24000多人,非注册记者大概有30000人。奥运会期间,奥运村毫无疑问是关注的焦点。但IOC有规矩,不允许记者随便进入奥运村采访。这个过程中,越神秘猜测就越多。当时的运营团队领导有先见之明,知道媒体感兴趣,让我们想办法要有效地把信息传递出去。

  我给新闻团队提的要求是新闻就是时间,媒体的申请不隔夜。北京奥运会开幕前,我一个人开了5次发布会。我们很真诚、翔实地提供给大家各种数据。一旦记者拿到想要的信息,也就不会去猜测了。

  残奥会期间,我们亲自邀请媒体朋友进村采访,这之前是没有过的。我们开放给所有媒体,我亲自带着大家去看,村里有什么设施,之后在运动员食堂请大家吃了一顿饭。我们用真诚去让全球媒体看到北京奥运村到底怎样,还是一个很好的效果。

参加校园乒乓球活动

参加校园乒乓球活动

  台下人 没时间去看一场奥运比赛

  新京报:奥运村全天候24小时运转,副部长的工作又很繁忙,奥运会期间去现场看过比赛吗?

  邓亚萍:没去过,完全待在村里,那么庞大的一个团队光磨合就需要一段时间。大家知道,运动员村是最早接待的地方,只要一开放,代表团陆续都来了。开幕式前,我们必须完成205个代表团的升旗仪式。要知道,IOC原则上是不允许开幕式后再升旗。当时一天最多安排11场进村仪式,这之前要逐一跟各代表团沟通、确认,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。等开幕式后,竞赛进入正轨,我们就进入平稳运转状态。我记得开幕式后,奥运村工作人员倒下一片。你知道神经长时间紧绷后突然放松下来,人有时候是会生病的。

  新京报:奥运村部之后出过一本书《奥运村纪事》,这在各运营团队里是比较少见的,是基于怎样的考虑?

  邓亚萍:奥运会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,对很多人来讲,一生可能就这一次。也是想着给大家留点纪念和回忆,每个团队写点文章,要求人手一本。书的后面有全部27000多人的名字,我们给不了大家什么,也没有能力给,但留个念想还是可以的,也是对大家的一个感谢。

  整个奥运会期间,大家都付出很多努力。当时按规定,所有工作人员不可以去运动员食堂,大家也不知道运动员吃什么、喝什么。按规定,运动员餐厅24小时运营,我们当时提供460种菜品,一周调一次菜谱。记得当时计划每天从全聚德调300只烤鸭,大家都喜欢吃,后来追到600只都还不够。

  奥运会前前后后两个多月,我们是最早进、最晚收的,大家都很辛苦。奥运会结束后,该散伙了。村里领导决定让大家排队去运动员食堂尝一尝,都要离开了,留点念想吧。

  新京报:奥运村这段日子在你的职业生涯占什么位置?

  邓亚萍:在这之前当运动员,都是别人给你搭好台,你把戏唱好就可以了。但到IOC工作后,发现你要从台前走到幕后了,要在游戏规则下给运动员提供更好的条件。再到我们自己办奥运会,你更加切实体会到奥运会真的太不容易了,有太多细节需要一点点去抠。最后到奥运村工作,完全是从台上到台下,下到我都没有时间去看一场比赛,事无巨细地做好任何一项服务。

  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震撼全球”

  新京报:关于北京奥运会,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什么?

  邓亚萍:毫无疑问是开幕式。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毫无疑问震撼到了全球。我在剑桥的一个好朋友,开幕式第二天去洗衣店,店主看到他那张亚洲面孔就问他是不是中国人?得到确认后,一直在跟他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好棒。我朋友说十几年在英国,这样的感受还是第一次。

  我们开幕式前安排运动员入场,就像一个流水线一样,码好车,告诉代表团坐哪一辆车,一辆辆往鸟巢运。之后,我们就开始准备接他们回来,开幕式完全没时间看,大家都在工作。那天很热,我们都担心同时洗澡会“崩掉”,也做了大量预判、推演工作,得知道什么时候是峰值。运动员从开幕式一回来,食堂肯定是到的第一个地儿,吃完赶紧洗洗睡,第二天要比赛呀。我们要做的就是,让大家在最短时间内吃饭、洗澡、休息。

  新京报:有没有收藏与北京奥运会相关的物件?

  邓亚萍:福娃、火炬,还有我们的工作服,当时用过的很多物件都留着。

  “北京奥运结束,很多代表团不想走”

  新京报:关于北京奥运会,个人有没有什么遗憾?

  邓亚萍:没有遗憾,我们真的是尽心尽力,把能做的全做了。从反馈来讲,也是一片由衷赞扬。北京奥运会结束后,很多代表团说真不愿意离开。以往大赛一结束大家都想赶紧走,但那次没有。

  新京报:回望2008奥运,过去10年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?

  邓亚萍:从失败那次到成功申办,对我是一个完整的结束,有输有赢;运动员从台上到台下,从别人搭好台到我们去给别人搭台,又是一个完整的结束;这样的经历,更加感受到人生就是这样,有开始就有结束,有高光的时候,也有默默无闻的时候。

  “再办冬奥会,不像第一次时没底”

  新京报:对2022北京冬奥会有什么期待?

  邓亚萍:对冬奥会充满信心,我们组织这种大型比赛已经相当有经验了。而且办过夏季奥运会,再办冬奥会有很多经验可循,不像咱们第一次时感觉没底。

  冬奥会有一些项目刚开始,大家对这些项目有一个认知的过程。从认知层面上,冬奥会确实不及夏奥会那样普及。从这一点上,还需要很多的冬奥知识性的推广。但对成功举行一次冬奥会,我一点怀疑都没有。我们的实力、办赛经验已经不是(2008年)那个时候了。让观众对一个项目有很深的认知需要时间,我们还有将近4年,还有时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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